这部影片的主题也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下的观众或多或少有一些亲身体会。影片前半段的独特性远远要好于后半段。瓦伊达创造性地将影片之后出现的布尔库特的素材重构，配上独特的社会主义音乐使其变成了标准的“模范宣传片”，因而这便是第一层对媒介的解构。第二层便在于对布尔斯基的采访，打破了其“表演性纪录片”的真实幻觉感，在此之后，影片就变成了标准的《公民凯恩》结构。第三层则是阿格涅什卡在影片中拍摄纪录片这一行为本身。实际上，这一结构形成了三个时间层的传统，从布尔库特时代的当权者，到阿格涅什卡的制片人态度，到瓦伊达时代的当局态度，似乎证明了一种僵化的、腐败的体制从未改变。